论史记所体现的史观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

0引言

    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。那么，从史记对人物的评述来看，史记所体现的史观究竟是什么？它对历史研究，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进程有着怎样的意义？在今天，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史观？

1.史记中蕴含的史观内容究竟是什么

1.1何谓史观

史观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历史学研究者对历史有关内容的基本观点。历史研究中，一些比较经典的史观往往都有具体的名称，如英雄史观，革命史观，阶级斗争史观，群众史观，全球化史观，现代化史观等等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近代的研究者做的概括。不过总结来看，不论是古代的史观还是现代的史观都呈现如下两种特点：

第一，鲜明性。史观应该鲜明的体现出作者的基本观点，不可模棱两可。这一点貌似很简单，其实并不容易，作者必须通过对很多段历史的记述和评论完整的表述出自己的观点。具体的可以具体分析，但是大方向必须是一致的。

第二，重点突出。没有一种史观能够概括学者对整个历史的全部观点。历史学家往往会选取某方面进行研究概括。比如阶级斗争史观与英雄史观等研究的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因素，而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往往更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。

1.2史记中的史观内容概括

    上文已提到，史观是从学者论述中体现出来的。因此，要找到史记中史观的主要内容，必须从作者的记述中，尤其是从作者对人物的评价中寻找原因，概括归纳史观。下面，笔者想列举几篇著名的文章片段以及司马氏对人物的评价。

    经过比对发现，孔子似乎是司马迁评价最高的人物。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，已不仅仅是同情，欣赏，更多的是崇敬。现引文如下：

    太史公曰：“诗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祗回留之不能云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（史记 孔子世家）

司马迁的史记中用词不能说不谨慎，而对孔子却毫不吝惜的用了“至圣”一词，而且将孔子升至世家，足见孔子在司马氏心中地位。孔子世家中，太史公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思想（仁，礼等），孔子虚心好学的精神（文王操，孔子问礼等），以及孔子整理古籍取得的成果（春秋）。但是，从作者的记述看，孔子并没有成功的实现他的政治理想。太史公所看中的，是他的道德品质，是他的学问，是他的精神。作者认为，虽然生前为布衣，但是”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“要比”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”好得多，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，德行的高尚，礼数的周到，思想的纯粹与深邃。

相似的，屈原列传中，司马迁对屈原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举世皆醉我独醒”（屈原列传）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。屈原是不幸的，他拥有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，但是，君主昏庸，奸臣当道，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。司马迁对屈原的同情，正是他对这一类人的同情，是他对这类人物的肯定。同样，李将军列传中，李广“口不能道辞，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”（李将军列传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。    

而司马迁对于一些人物的评价，也反映了一些问题。例如蒙恬列传中，司马迁对蒙恬修筑长城一事就采取了批评的态度。

史公曰：吾适北边，自直道归，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，堑山堙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痍伤者未瘳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彊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！何乃罪地脉哉？（史记 蒙恬列传）

    蒙恬修长城一事，应该说是功过皆而有之。司马迁则对此持完全否定态度。难道是司马迁不知道修筑长城的客观作用吗？也许并非如此。从史观的角度看，这反映出司马迁重视民力，重视臣子的正直，刚正不阿。李斯列传中对李斯的评价其实也如此类。作者没有否定李斯为国做出的贡献，但对李斯的一生评价贬大于褒，惋惜多于赞许。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？（李斯列传）我们不知这是真实还是虚构，但是，读起来令人不禁叹惋，如此有才之人，对历史之贡献如此巨大之人，落得如此下场！

    我们列举出以上评价，其实无非想概括出一点，司马迁对人物的评价并不是只以此人对历史的客观贡献为标准的，而是既包括主管包括主观，又包括客观。既包括有形的贡献，也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这些无形的贡献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司马迁其实更看重无形的贡献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一方面，司马迁之前的人，很多是只看重人物的才学忽略其道德的。秦朝时，法家至上。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哲学中少有的“现实主义学派”，我们可以从韩非的一段话中体会它的治国方法：

夫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，恃人之为无善也，境内不什数，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则舍寡，故不务德而务法。（韩非语）

    在这样一种治国方式下，对人才能的重视往往要高于对人道德的重视。而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，强调无为而治。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，才刚刚开始强调儒家的礼数与道德。司马迁持如此观点，也许就和我国在该阶段的思想文化发展有关。另一方面，则是笔者要强调的方面。司马迁应该是认为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，人物的德行也对后世，对历史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有人说，司马迁对成功人物的评价是不同于他人的评价的。司马迁以为，一个人是否成功，他对历史是否有贡献，不能只看他的当世影响，有些人，有的思想，虽不能彰显一时，但却传至后世，影响千万，万古流芳。因此，人思想道德对历史的影响不容忽略。

这也许就是司马迁的史观吧。

3.该史观对于历史研究，对于儒家发展的意义

    钱穆先生曾在他的个人讲义中如此写道：

    写孔子，照例当然是该称“列传”，而太史公《史记》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，立为‘孔子世家”。在春秋时，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，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，并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“爵”位传下，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“世家”，这岂不是太史公“自破其例”之尤吗？但我们到今天，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。我们今天来到台湾，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，可说在中国，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。此见孔子之伟大，但亦见太史公见识之伟大。他写《史记》就是学的孔子《春秋》，在他心目中，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，所以他自破其例，作为孔子“世家”了。太史公更无法拿一句话来讲出孔子之伟大，来讲他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不同，他只在写孔子的题目上把“列传”换了“世家”二字，用此来讲，比讲其他话更来得明白有劲，那是《史记》之“自立例而自破例”。（钱穆讲义原引）

应该说，钱穆先生对司马氏之书很是赞许。是的，史记中的史观应该说是带有很强的前瞻性。司马氏在报任安书中说，他写史记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求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（报任安书）他的史观，应该就属于他“究天人之际，求古今之变”的成果。钱穆先生认为，史记虽为正史，司马氏父子也都为当朝史官，但史记是私史而非官史。是一家之言而非万世之论。但这一点并非史记的不足，因为是私史，所以可以更鲜明地表达观点，因为是一家之言，所以可以写出如此新鲜的史观。该史观应该说是有很多突破的。

第一，它打破了先人以才定人的评价标准，把一个人的成功定义为多方面。这应该是一种很可贵的，研究历史的新思路。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提到，在这里不再多叙。

第二点，这种带有明显儒家思想的史观，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。汉武帝之后，儒家思想的影响日益深远，各方面对儒家思想都是大力提倡。史记虽是私史，但是其史观却带有很强的儒家色彩。作为一部传播广泛的史料，史记对儒家思想的传播，对后人的思想启迪，应该说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的。

3.该史观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

客观上说，没有一种史观能够做到真正的完美，即使是史记也是一样。它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局限。它太过强调德行，太过强调高尚的东西，这也有可能被认为忽略现实。

但是，还是那句很经典的话，不要苛求古人。司马迁的史观，尤其是今天，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对于官员来说，它可以规范人的行为，净化人的思想。对学者来说，这种史观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典范。最重要的，是对普通人来说，史记的史观至少能让我们的心灵宁静一些，或者说，让我们从司马迁的记述中畏惧些什么。中国人从曾经的重义轻利，到后来的近乎于“唯利是图”（当然，这并不是普遍现象），当今社会，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回归？我们的思想中，是否应该重新容纳一些东西？这也许才是这种史观给我们的最大启示。

参考文献：

《史记》

报任安书（中后篇）

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（韩非与法家）

斯塔夫里阿诺斯《全球通史》（中国古代思想部分）

钱穆《史记地名考》以及钱穆的讲义原引（来源自网络）

以及网络中一些评“史记”文章的参考